1898年7月26日,辞官赋闲的伊藤博文踏上了访问中国的行程,中经朝鲜的仁川、汉城等地,于9月14日到达北京。两个星期后离京南下,访问了上海、武昌、南京等地。11月7日,由长崎登岸,返回日本。
伊藤此次访问中国,虽然号称不涉公务,纯系私人“漫游”,但时人及后人并无作如是观者。虽然当时伊藤无官一身轻,但就其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来看,恐怕连他本人都不会相信自己真有“漫游”异国的闲情逸致。况且当时中国“戊戌变法”正处在关键阶段,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时期;而他在北京期间,不仅会见了清政府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以及李鸿章等朝廷重臣,而且竟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
关于伊藤博文谒见光绪皇帝的内幕一向鲜为人知。其实,在伊藤博文的《秘书类纂·杂纂》中有关于这一段史实的明确记载,题为《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据载∶1898年9月19日(阴历8月初4),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向日本代理公使发出如下照会∶敬启者,本月初五日,大皇帝于勤政殿,接见伊藤侯相。当于是日九点钟,专弁赴贵馆,导引伊藤侯相,偕贵署大臣,暨翻译随员等,于十点半钟,到西苑门内朝房稍憩,恭候午初刻,大皇帝接见。即希贵署大臣,转达伊藤侯相为荷。专此。顺颂时祉。
次日,依照会所示,总理衙门导引武弁赵源等8人前来迎候。上午9时20分,伊藤一行8人离开住所,由赵源等人导引,进东安门,经景山来到西华门外,在此下轿,步入西苑门。清廷大臣崇礼、廖寿恒、王韶文、张荫桓等10多人在此迎候。众人在太液池头分乘两只小船。行不多时,见左方金鳌玉栋桥,往右拐,即来到朝房前。庆亲王在此迎接,将伊藤一行领入朝房歇息。约30分钟后,即上午11时10分,前往勤政殿,谒见光绪皇帝。其对话内容如下(伊藤博文简称“伊”,光绪皇帝简称“帝”)∶
伊∶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原为漫游。今蒙召见,殊为荣耀。窃以为,大皇帝变革旧法,力图富强,其于保全亚东之局面,实为至要。博文一待回国,入奏我大皇帝,我大皇帝必自由衷欣悦。博文敬祝大皇帝圣寿万年。
帝∶久闻贵爵高名,今日得见,深感适意。
伊∶今辱召见,龙颜咫尺,在臣亦荣幸之至。
帝∶贵国大皇帝御体可好?
伊∶为今日之漫游,臣曾参内乞暇,龙体甚是安泰。
帝∶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许。贵爵之功业,万国亦无不佩服者。
伊∶辱驾过奖,惶恐之至。臣不过仰奉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而已。
光绪帝与庆亲王耳语片刻,说道∶贵我两国,同在一洲,居至亲至近之地。今我国正值变法之际,必要处,还欲一闻贵爵之高见。希贵爵深体此意,就变法之顺序、方法等事,详细告知朕之总理衙门之王大臣。
伊∶敬领谕旨。王大臣等若屈尊垂问,以臣所见,苟有利于贵国,必当尽心奉陈。
帝∶与贵国同心戮力,永保邦交,是朕所至望。
伊∶我国天皇陛下之圣意实亦如此。臣确信,由此普及两国之臣民,交谊更易日加亲密。
帝∶贵爵滞留此地,还有几日?
伊∶预定滞留阙下两个星期,尚有七、八日。
帝∶贵爵以往到过我国何地?
伊∶十四年前曾来北京一次;此后多次途经南方上海等地。
帝∶此次还要游历何处?
伊∶预定由烟台去上海,再由上海溯游长江一带。
帝∶朕望贵爵一路平安。
伊∶敬谢大皇帝厚意。
至此接见完毕。伊藤等人退归朝房;用过光绪帝“御赐”的酒果后,与庆亲王等大臣告别,顺原路返回使馆。时间是下午1时20分。
此次简短的会晤涉及了两大问题,即中国的维新变法问题和两国的邦交问题。伊藤博文谈话伊始即对中国的维新变法表示赞赏。光绪皇帝顺势表达了希望伊藤就维新变法有关事项提供建言的愿望。对光绪皇帝的这一愿望,伊藤谨慎应承。至于两国邦交问题则由光绪皇帝首先提及,希望两国“同心戮力,永保邦交”。对此,伊藤予以积极回应。
应该说光绪皇帝希望日本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是真诚的。因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本身即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样板,而且是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进行的。若得到日本的支持,不仅能使维新变法更好地借鉴日本的经验,而且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帝党”对“后党”的政治优势。
中国维新变法伊始,伊藤博文即非常关注——大凡驻中国的日本工作人员都曾向他书面报告有关动向。因为倘若中国变法成功,势必直接影响到东亚的国际形势。伊藤博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此次“漫游”的根本目的却并不在于此。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关系恶化。在“后党”势力的推动下,清政府与俄罗斯签署了显然是直接针对日本的秘密条约。就日本而言,自“三国干涉”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之后,在外交上处境尴尬。如果中日关系不改善,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日本在外交上就很难打开局面,至少在自己所处的远东地区难以找到推行其对外政策的着力点。伊藤此行即是这种外交形势的产物。
在搭乘“肥后丸”号从仁川来中国的头天(9月7日)晚上的送别会上,伊藤曾吟诗一首,其中有句“还辞韩阙向燕京,为是微衷寻旧盟”。其“漫游”中国的意图由此隐约可见,即为了“寻旧盟”。在谒见光绪皇帝之前,伊藤也和李鸿章等人接触,而且是“敞开胸襟,相互谈论,获益匪浅”;此后他又在南方会见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使他们幡然醒悟,认识到了亲俄的危险性——李、张、刘等人当时都是“后党”中人。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伊藤当时是否要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至于他在与光绪皇帝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维新变法的积极态度,更主要的是表明他在寻求与“帝党”进行外交合作的契机,就象他在与“后党”人物接触时所表现的一样。
伊藤博文谒见光绪皇帝的第二天,清廷内部即发生了“戊戌政变”。伊藤虽然一向重视搜集中国情报,但显然这次他事先没有听到有关“风闻”。此次政变之机密、凶险,由此亦可见一斑。难怪伊藤回国后慨叹∶“支那之事,很难明白”! |